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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洋:不要迷信美国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

2019/9/17 12:34:36

姚洋:不要迷信美国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

姚洋: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“互联网+”,德国模式值得学习(资料图)

 

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记者采访,探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中国面对的“转型之惑”。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。


供给侧并非无所不包,需求管理不能放松


供给侧改革被说得无所不包,但它解决不了需求的缺乏。此外,很多人把供给侧和需求管理对立来看,这也是极端错误的,从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绑架政府。


我认为,首先要厘清概念性的问题。供给侧的重点是长期潜在增长率,它的任务是保证潜在增长率和创新活力,提高企业、政府等的效率。需求侧的重点是短期实际增长率,任务是保证经济运行达到潜在增长率。我们长期任务要做,但是短期任务也要关注,不能拿长期措施来管短期的事情。


供给侧改革要做,但是需求绝对不能放松。适当地用扩大财政赤字来补充的需求不足,我认为非常重要的。而且也不能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立起来。这几年经济增速下降,最根本原因还是需求不足,供给太多,要去产能。
另外我们要防止乱戴帽子,“从供给侧创造需求”,这种话是说不通的。


中央意识到需求侧还是重要的,政府工作报告把财政赤字率从2.3%提高到3%。其他措施,如货币政策方面降准也在实施。


但忽视需求侧的整体舆论环境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决策。地方政府会疑惑我们是不是只需要专注于五大任务,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就不做了。


我们必须清楚,供给侧看长期,需求则看短期。短期任务已经定下来了,目标是6.5%-7%,这个任务必须达到,各个省就需要算算账,6.5%达不到就要想办法。


做实个人账户,税率还有减免的空间


我们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都是2%左右,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%,我觉得这个赤字率比较恰当。


当然,市场上有人认为赤字率既然增加,那能否减税。减税是一个长期的事。我们国家的税率的确较高,如增值税率17%,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高的,我觉得降到12%-13%是合理的区间。另外,企业社保和医疗等项目的负担也较重,基本占到工资总额的45%。减税是应该的,但是税率降下来的同时怎么弥补社保,我想还是应该做实个人账户。个人账户占工资总额的11%,是很大一笔钱,但现在很多都是空账,全国算起来缺口大概三、四万亿。我想,国家应该通过变卖一些国有资产补上这个窟窿,做实之后允许大家再去投资。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账户做实,把问题往未来推,未来再算上利息,那年轻一代的负担就太重了。


但是,不能指望我们这个财政赤字全部用来补减税的窟窿。赤字是短期调节宏观经济的一个手段,长期还要靠提高企业生产力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。


供给侧改革的最大短板是什么?


我们要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目标,要把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作用”这句话落到实处。我们现在最大的短板就在于观念和制度缺乏,导致上下脱节,没把简政放权落到实处。


李克强总理多次重点强调简政放权,取消审批,但是这些取消的审批在一些领域还停留在纸面上,一些具体部门并没把审批权力放掉。未来很长一段时期,我们的发展都要依靠创新,而创新的最大障碍就是进入障碍。


我们从各个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,观念都要转变,要相信社会和市场的自律机制。当今的企业家总体上已经跨过了草莽英雄的时代,很多企业已是国际性企业。如果企业出现不合规行为,市场自有惩罚机制。政府要做的是适应改革要求,成为服务型政府、法治政府。一旦企业违规,就将采取极大力度进行惩罚。到节骨眼儿上举刀不落,市场的纪律就永远建不起来。如果不转变观念,包括供给侧在内的很多改革就很难落实。


不要迷信美国,制造业才是中国经济脊梁


图片来源:新华社

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首次占据半壁江山,比工业高出10%。我认为这是所谓的三期叠加造成的。


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。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,成功经济体工业化达到顶峰之后,其就业达到全部就业的30%,中国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,此后就业就开始下降。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走过这个过程,包括韩国、日本等,这是所谓工业化的倒U型曲线。如果没有这个过程,国家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

第二是全世界的变化。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的十几年中,由于中国、印度加入全球化,这轮十几年的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,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都非常快。美国是需求发动机,中国是生产发动机,两架发动机加在一起,开足马力,最后崩了,世界就必须重新调整一遍。这次调整实际上比1973年石油危机那次调整还要更深。从这个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下降这么快,2015年是负增长。


第三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。从1992年开始,中国基本上每7年一个周期,上升与下降交替。1992年到1997年,增长飞速;1997年后进入通缩;2003年底2004年之后,又开始增长;2010年之后,又进入通缩。以这样的规律看,大概会在2017年通缩见底。这是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,世界上大宗商品价格也都是每7年一个周期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这样的经济波动。


这三期叠加起来,使得消费所占GDP比重上升,投资所占比重下降。在生产面就是服务业比重上升,制造业比重下降。


但我要强调的是,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,但是不要以为只搞服务业就能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,也不要认为服务业就光荣、高大上,制造业就落后。在这方面,我特别佩服董明珠。她的话说得很硬气:“马云离开我活不了,我离了马云照样活。”毕竟服务业是要服务于什么东西的,特别是高端服务业,要依赖于制造业。


很多人觉得美国没有制造业,仅靠服务业、金融业发展起来。但是,其实美国的服务业服务了全世界的制造业。所以不要被它所迷惑。


很多人喜欢把中美拿来比较,要知道,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/7,这是没有可比性的。我国离世界前沿还有很远的路要走,发展制造业很重要。“制造业2025”计划提出来一定要落到实处。


不是所有企业都适合“互联网+”,德国模式值得学习


中国制造业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我们要和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去比较,而不能一味和美国比。美国已处于后工业化时代,领先了我们整整半个世纪。我认为,我们今天和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比较更合理。这样就会发现,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电子行业的创新无与伦比,但我觉得中国有信心能做的比日本还好。


首先,我们的增长速度会超日本;其次我国资本市场比日本发展的更好。日本资本市场很糟,80年代日本股市疯涨, 90年代初却崩盘了,之后就再没起来。所以日本年轻人从来没想过能在股市上发财。中国不光有股市,PE、VC等其他直融渠道都发展起来了,这些都会推动中国创新。


所以我国的制造业不仅没问题,而且形势一片大好。


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家患了互联网焦虑症,心浮气躁。虽然“互联网+”很热,但并不是不做互联网就难以生存了。相反地,一定要有人踏踏实实地做技术。


互联网巨头们应该想如何服务实体经济,实体经济企业也要想想自身的性质是否适合到网上去叫卖。当企业考虑上网的时候,一定要想好盈利模式和给社会创造的价值。


互联网改变我们的生活没错,但我们应该反过来说“+互联网”。很多人目前讨论云端,我负责任地讲中国要实现至少需要20年。德国做的工业4.0,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云端,个性生产,柔性生产。这也基于德国整个社会非常平稳,大家有能力追求个性化需求。但中国的需求并没发展到那步,老百姓还处在大众化消费阶段。


而德国模式可称为跟随模式,跟随美国,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做连续性的创新、改进。


举例来说,德国默克公司拥有世界70%的液晶市场,占据市场绝对的垄断地位。1970年,日本人开始做的电子玩具上的液晶屏,默克认为有应用可能就开始做液晶,不断更新且越做越好。一点一滴地进步,不断占领市场,现在他们开始做OLED了,技术很成熟,颗粒超薄,而且可以做成任何形状。


德国还注重培养技术工人。李克强总理这次提出要有匠人人精神,这点非常好。德国人、日本人就是具备匠人精神。匠人精神一定要落到实处。德国的匠人精神就是落到实处的,这体现在技校体系上。德国技工的社会地位很高,工资也很高。而我国对工人的普遍观念停留在以前。我希望国家能给予工人技术等级,让他们在达到高等级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。


不同于美国的两极分化,德国的中间力量非常雄厚,这些中间力量就是工人。


对中国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有信心


根据统计数据,二战之后,不发达国家转变成发展国家只有大约11个经济体,多数在东亚,而且高度相似。那些失败的则五花八门。托尔斯泰所说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用在这里特别贴切。那11个经济体的“幸福家庭账单”的共性是高储蓄、高投资、较好的人口结构、高教育水平、极其发达的制造业、较稳定的宏观经济、较稳定的政治等。


中国大概只有一个不像,就是我们的不平等超过他们,这与我们国家地区间的差距有关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们应该有信心成为幸福家庭的一份子。


中国很多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。如果中国有问题,那其他发展中国家怎么办?所以,我一点不担心中国不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。

 题图来源:新华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