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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谈张军:一个经济学家的转型之路(下)

2019/10/10 2:31:35

访谈张军:一个经济学家的转型之路(下)

 


要正确认识新常态,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不低

 

上海观察:去年这一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转型年。你参与了大量国际交流,国际上对中国的关注度或者关注点有变化么?

 

张军:我个人的观察是,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关注总体还是比较稳定,热度上没有特别明显的提升也没有下降。但是关注的这个焦点,我觉得是发生变化了。

 

他们的关注比较集中在两大问题:第一,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减速,认为这会不会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。这个跟国内所说的“新常态”这个概念有点接近,当然他们并不用“新常态”这个字。第二个,他们比较关注中国当前在国际上推行的那些区域性的大战略,像一带一路、亚投行、金砖银行、人民币国际化、自贸区等等。经常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去帮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介绍和解析。

 

上海观察: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直是你的学术研究重心。如今比较主流的看法是,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。有的看法可能更为悲观。你怎么看?

 

张军:现在国内多数经济学家可能有一个基本看法,认为现在的经济进入了所谓的“新常态”。辨认“新常态”的一个标志,就是近年增长徘徊在7%左右,而且这个增速还是在中国政府维持较大信贷刺激的情况下实现的。背后的潜台词是,在中国信贷扩张加速的同时,GDP的增长却在减速。

 

的确,从全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口径看,信贷增长几乎两倍于GDP的增长,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却一直在下降,现在都不到10%了。可是,在我看来,信贷扩张与GDP增长的脱节现象,不一定就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陡降的确切证据。

 

从经验和文献上看,大概只有在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和震荡的情况下,这种潜在增长率陡降的情况才可能发生。一般情况下,潜在增长率的下降,是那些影响一个经济增长稳态值的长期因素变化的结果,如人口增长下降、储蓄下降和劳动力流动放慢等。但是,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力结构变化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在这种情况下,潜在增长率的减速,其实是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的收敛现象。我们今天遇到的经济增长下滑,虽然里面有增长收敛的成分,但肯定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。

 

上海观察:你怎么看当前经济严重下滑的原因?

 

张军:如果我们要弄清楚经济严重下滑的原因,就需要辨清,如今增长并不慢的对社会流动性的需求,到底来自哪里?知道了来自哪里,也就知道了这些融资去了哪里。

 

我的看法是,第一,信贷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源于政府滚动已有债务的需要,不然就出现债务危机了。

 

大量的债务人,比如地方政府、房地产开发商和一些大的企业,负债累累,需要偿还到期的债务,需要每年为那些未偿还的债务支付高额的利息。可是,商业银行在经济受到宏观调控时,担心经济下行会大幅度提高违约风险,从而不愿意再为债务人提供新的贷款。于是,这些偿债或支付利息的义务,都需要从别的渠道获得新的融资来满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融资规模扩张很快的原因。

 

而且在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中,银行贷款的占比下降很快,都不足50%了。大量的融资是通过信托、基金、委托贷款等非银行方式实现的。不过,这部分用于债务滚动而产生的对流动性的需求尽管很大,但它对GDP的增长却没有贡献。

 

而且,债务规模积累太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很负面了。这个问题早在80年前就有经济学家研究了。可以看到,我们现在的经济通缩跟债务有很大的关系,债务与通缩形成相互加强的关系。因为债务拖累,导致经济中的正常投资和生产活动中断,整个经济不能按正常的、接近于它的潜在增长率的能力实现增长。它做不到了。

 

对融资规模持续扩张的第二个可能的需求,跟产业的结构的变化有关。

 

过去10年,银行贷款的大部分是支持了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和与之相关联的那些重化工业的扩张,推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量增长。这也导致GDP的增长保持在10%的高位。但是这些行业都是资本高度密集的,从而是高负债的行业。再加上这些行业都有明显的景气周期。一旦这些行业的产能和供给在短期内接近峰值,之后就会出现回落,进入下行周期。这就会迅速暴露债务问题,而债务又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复苏。

 

当然,现在的融资规模增长,除了反映了用于滚动债务的流动性需求之外,很大程度上还反映了我们经济中有一块经济还相当活跃。这块经济中的企业不属于原来那些重化工业,不是传统行业的传统业态,而是新兴的经济活动或旧行业中的新业态。

 

这些经济活动有活力,有增长动能,但现在还不够强大,不足以抵消传统的资本密集行业的衰落趋势。有意思的是,他们需要融资,但他们无法获得银行的贷款,于是就靠市场上更加直接的融资方式来获取资金。除了信托、基金等以外,他们也通过股权融资,包括新三板等获得融资机会。而由于这些融资的大部分,并不用于基建和其他的固定资产投资,所以,融资规模增长很快,但统计上显示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却是持续下降的。

 

如果这部分新的经济活动可以扩张下去,金融政策也支持他们,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就成功了。我相信未来的增长下滑趋势也会被扭转。

 

上海观察:除了为新经济活动提供更大生长空间,如何才能尽快把中国经济拉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?

 

张军:对照东亚经济上世纪60-90年代的增长轨迹和结构变化趋势,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持续10年是很有可能的。

 

当前经济之所以没有回到正常的增长轨道,在我看来,一方面是因为债务拖累,债务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置;另一方面,也因为,在政策上没有处理好如何从传统的重化工业扩张的经济,向新兴经济活动主导的经济转变。现在看起来,这个转变处理得过于激进了,中间过渡得不够,导致总的需求跟不上了。

 

实际上,如果能解决好债务拖累这种“非常态”、加快债务重组、核销等工作,并降低利率,不仅有助于减轻债务利息负担,也有助于扩大新兴经济活动的需求。

 

同时,在过渡期也要适度保持对传统行业的足够的需求。包括解除对房地产的严厉调控,加大对购房的政策支持。对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,也要给予一个过渡期,不能戛然中止,要逐步做到新的融资方式与旧的方式的衔接和替代。不然,公共资本开支就会出现骤然回落,拖累经济增长和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。

 

鉴于中国经济还没有完成劳动生产率水平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过程,也没有完成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变,技术创新和工业升级的过程更是刚刚开始,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。只要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还不低,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就有可能。

 

经济不能再过分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

 

上海观察:说到如何让中国经济释放出正常的潜在增长率,越来越多人认为,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,企业家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。但这就有一个前提,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。

 

张军:从事中国经济研究,绕不开一个问题: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,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,以至于实现了过去十余年较为稳定的高速增长。

 

我认为,这跟中国中央政府在1993年以后推行分税制密不可分。因为分税制,有大量的钱留在了地方。在中央政府更具调控能力的同时,地方政府也有了能力和积极性更关注投资,关注基础设施建设。

 

像前两年上海进行营改增试点改革,其实就是推进服务业以营业税为主向以增值税为主转变。改为增值税以后有个好处,那就是,它会提供给地方政府一个激励,使它更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质量和升级,更关注服务业的发展。你发展得越好,税收收入越高,也就有更多资金可以进一步用于对经济发展的投资。 

 

但我觉得,这条逻辑不能直线外推。激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没错的,但是这个经济发展方式本身,不能再过分依赖于地方政府对基建和基础设施的投资。如果过分依赖基础设施投资,过度扩张重化工业和那些资本高度密集产业的投资,就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周期,就会产生债务拖累,也很容易产生腐败机会。

 

这种腐败在没有被发现之前,你丝毫感觉不到它会戕害经济社会发展,也丝毫注意不到,它在无形中已成为一种非常消极的、沉默的交易成本。

 

当然,随着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主导,它会日益走向以人力资本为导向。比如现在经常讲的创新、创意,都是人力资本。一个经济中,如果人力资本在其中的权重越来越重要,变得比物质资本(基础设施就属于物质资本)相对而言更重要,这个经济体中腐败机会的生存空间也会大大减少。

 

所以,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,客观上来说,中国腐败发生的概率注定会减少,而不是增加。因为你这个经济倚赖的决定性要素变了。随之,政府对整个经济的介入程度会降低,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也会缩小。

 

上海观察:能不能这样理解,中国经济接下来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,能否处理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理配比非常重要?

 

张军:物质资本仍然是基础。举个典型的例子——印度。印度现在软件开发、高科技很多领域都有杰出表现。但你说印度经济要赶上中国,没有那么容易。因为它的基础设施一塌糊涂,总的物质资本的积累水平还比较低,只有中国的1/5左右。

 

所以对当下的印度而言,它劳动力不缺甚至过剩,但首先必须要解决好物质资本短缺的问题。一旦基础设施配套上去了,它的工业化才有了基础,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工业化模式,从而使它的劳动力能得到更好的利用,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。

 

经济的发展,其实是有它的阶段性的。一个阶段要做一个阶段的事情。任何跨越阶段的事情都非常危险。拿中国来说,如果你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物质资本的高速积累,经济要走向所谓这个“服务驱动、创新驱动”,也不可能。

 

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人力资本

 

上海观察:现在除了经济减速,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担心的:中国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?

 

张军:今天的中国确实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与过去十余年非常不同的是,如今我们的资本积累富裕了,劳动力却相对于资本而言变得紧俏起来。而在上世纪80、90年代,则是劳动力过剩、资本稀缺。于是在那时,真的是谁有钱,谁就能挣钱。如今的问题是,任何一个投资者,你有钱还不够,你想有好的回报,你必须找到人才。

 

所谓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方式,就是今天你光有资本已经不能成事,你必须找到好的人。要在80、90年代,那你一定是选择多用劳动、少用资本的生产方式,因为资本贵。所以,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,如何在物质资本越来越富裕的情况下,解决人力资本问题。

 

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,不是指普通劳动力,而是那些有技能、有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人才。换言之,现在真正的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很可能是,在经历了物质资本积累这个阶段以后,人力资本能否跟上。中国未来十年,将是看人力资本能否快速积累的十年。

 

如果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,中国经济要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,就很难。最后就会变成资本外逃,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投资,因为你这里没有人才。然后做加工业也没法做了,因为劳动力贵,商务成本高。两头都做不了,资本就出去了。问题是,人力资本并不容易积累,积累起来的速度相较于物质资本而言,也比较缓慢。它一定有一个过程。

 

从这个角度来说,现在我们每年有六、七百万大学毕业生,还是很重要的一大利好。哪怕现在一时找不到工作,但从趋势上来看,如果能通过进一步的教育、培训、激发、锻炼,转化为高端业态需要的人才,那么这笔积累,就会转化为非常可观的人力资本。

 

所以,我现在最怕我们太多的学生读金融。应该有更多的人去读技术,那才是成为研发人才的基础。我们现在在度过了物质资本快速积累这个阶段以后,需要走向人力资本驱动的阶段,也就是所谓“产业升级”。这时,你必须得靠人才,靠研发。单靠那么多金融有什么用?